□關浩峰
德州先賢董仲舒是漢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哲學家和文學家，被譽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視“德治”為鞏固國家統治的基本治國原則。茲將董仲舒以德治國思想及其現實意義摭論如下：
以德治國思想
“調均”與“更化”。為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董仲舒認為要縮小貧富差別，協調各種社會矛盾，提出“調均”的主張。上疏漢武帝，提出限制私人占有土地數額，限制豪強兼并土地，不允許官吏與百姓爭搶利益，鹽業、金屬業都由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降低賦稅，減少徭役，讓人民休養生息，減少民力消耗。董仲舒吸取秦滅亡教訓，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時弊政，進行“更化”。他的“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禮義仁德來限制對人民剝削，維持和鞏固漢王朝統治。他認為，嚴刑峻法給國家帶不來穩定的統治秩序，不能維持和鞏固政權。他提出，實行禮義，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為主，重視“教化”，主張用仁德代替嚴刑。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建議漢武帝實行的統治政策和治國思想。所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的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上，儒家的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與漢武帝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于是，思想領域，儒家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太尉竇嬰、丞相田蚡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實行改革。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董仲舒提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漢武帝賞識。
道德教化與個人修養。人才需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董仲舒認為善和惡兩種道德品質都在人身上辯證存在，“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而人性中的善在潛藏的狀態中，必須經過教育加以喚醒，“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后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后善”。所以董仲舒對人性看法的經典表述是“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因為人的善性沒有被激發出來，所以要靠帝王去教化“為之立王以善之”。這與荀子“化性起偽”的說法是一脈相承的。在明確善惡觀念的基礎上又受到道家影響提出要克制欲望加強精神修養，“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凈，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同時，要在日常生活中“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通過日常禮儀，訓練人們對倫理道德的感性認知能力。
以德治國思想現實意義
“調均”思想不僅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也有合理的價值，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成分。對“調均”思想的現代性闡釋，為我們如何鑒別優秀傳統文化、如何對待優秀傳統文化、如何創造性繼承和創新性發展優秀傳統文化，都有示范意義。從文化價值論的角度看，任何優秀傳統文化都要通過創造性詮釋，賦予新的時代內涵，才能為我所用、為今所用，發揮正面價值。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作為優秀文化的“調均”思想，是在“更化”的治國理政方略引導下形成和發揮作用的。這個“更化”而“調均”的思想文化傳統，頗具革新精神，在于不是簡單地全盤拋棄否定此前的思想文化要素和價值理念，而是在創造性繼承的基礎上進行變革、轉化，再結合時代條件賦予新的時代精神和價值內涵，從而使“更化”的思想和方略得到創新性發展，使革新精神彰顯出新的時代光芒。這種在守正中革新、在創新中發展的思想文化，有利于建立和諧社會，值得我們今天認真總結并汲取經驗。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多次解讀春秋筆法中的“夷夏”之分，認為“夷夏”之分更多地強調價值觀的選擇和踐行，認同儒家價值觀的就是“夏”或者享受“夏”的待遇，反之，如果是“夏”，卻不認同和踐行儒家價值觀，就用對待“夷”的態度對待。這種觀點進一步增加了少數民族進軍中原、統治漢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隨著董仲舒思想的流行，少數民族主導的政權也以這些思想為指導，認為自己要進行開疆拓土，也要對其他政權的“不行德政”進行征討。遼金和宋之間關于誰是中國正統的爭論，蒙古和滿洲在建立元帝國和清帝國時的意識形態論證，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意無意地使用了“大一統”和“仁義禮智信”等思想。
“道德教化”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一種制度化推行，其目的就在于使統治階級的思想成為全社會的主導思想，從而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形態中，國家必然充當著教化實施的主體，而教化的內容便是各種社會規范，這樣便會造成兩種結果，一是個體接受教化的內容而成功地進入到特定的社會生活中，接受“道德教化”是成功進入特定社會生活的通行證，接受“道德教化”就是個體對社會成員資格的獲取。
董仲舒提出的“道德教化”思想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建設產生著重要的現實意義。董仲舒注重德治和教化，強調政治家的責任和義務，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建設提供了有益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