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時期德州治所位置圖

今日運河德州段

□本報特約撰稿人王德勝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氣質與靈魂所在。“一個城市的歷史遺跡、文化古跡、人文底蘊，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德州這座城市的發展，深受黃河與運河這兩條河流的影響，城市因河而興盛，文化因河而交融匯聚。當下，在“兩河牽手”的時代契機下，要進一步增強城市吸引力、創造力與競爭力，深入探究黃河、大運河與德州城市發展的淵源關系顯得尤為重要。

遠古的印記：黃河文明的發端

德州最早的文明史，可追溯至龍山文化時期，距今約4600至4000年，與大禹治水的年代大致契合。

龍山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廣泛分布于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文化遺存，以黑陶為主要特征。其于1928年由考古學家吳金鼎在濟南章丘龍山鎮城子崖首次發現，由此得名。目前，在德州境內已發現20余處龍山文化遺址。其中，樂陵五里冢遺址、禹城禹王亭遺址于1977年12月23日入選山東省第一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樂陵惠王冢遺址、禹城竇冢遺址、齊河尹屯遺址則于1992年6月12日入選山東省第二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大禹治水（約公元前21世紀）是上古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相關研究表明，當時處于全新世大暖期中晚期，氣溫較今更高，氣候總體濕潤多雨，但時有突變，致使平原地區常有洪水泛濫。在大禹治水的同一時期，古埃及的法老們正在建造金字塔，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胡夫金字塔；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也正在興起，其城市規劃與排水系統展現出高度的文明水準。

大禹治水的主要對象便是黃河。史料記載，先秦時期，黃河下游尚未筑堤，河道在華北大平原上游徙漫流，故而出現了“播為九河”流入渤海的情形。德州成為大禹治水的核心區域。康熙版《德州志》記載：“禹疏九河，故道均在州境內。”德州還是大禹導河入海、大功告成之地，至今仍留存著禹王亭、具丘山、禹息故城等治水遺跡。

大禹治水的過程，也是一次憑借斗爭手段統一各部落政權的過程。大禹號令各部時言出必行的規矩意識，以及變堵為疏的治水方式，不僅促使中國古代治水理念發生了質的飛躍，還對歷代統治者的治國理念產生了深遠影響。

大禹治水為農耕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隨著社會財富出現剩余，階級逐步形成，促成了中國第一個階級國家——夏的誕生。德州最早的記錄同樣出現在這一時期，清光緒版《德州鄉土志》記載：“夏封有鬲氏國，此鬲國之始。”在宋代羅泌所著的《路史國名紀?郡國縣道紀》中也有記載：“鬲國，偃姓，皋陶后。”皋陶乃上古傳說中的重要人物，與堯舜禹并稱為上古四圣，后世尊其為“中國司法始祖”。他堅持“法治”與“德政”相結合的實踐，連同記載于《尚書?皋陶謨》中的“九德說”，共同成為法、儒兩家思想產生的重要精神根源。關于鬲國的地理位置，《水經注》記載：“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窮后羿國也。”由此可以確定，鬲國大致位于今以德州地區為中心的魯西北一帶。鬲國人積極開展農耕、紡織、制造、漁獵、牧養等活動，在少康中興、商湯滅夏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這一漫長歷史時期，德州農耕文明“應時、取宜、守則、和諧”的特質顯著。它既是農業生產經驗的高度總結，也是指導農業生產的有效遵循，具有鮮明的傳承性。

治水千年：黃河改道與城市命運

江、河、淮、濟，被稱為古代中國的“四瀆”，其中“河”便是黃河的舊稱。德州之名，源于古黃河，其命名過程貫穿了三個朝代對黃河安瀾的殷切期盼。

秦滅六國后，秦始皇推行“五德終始說”，認為秦能滅周，乃是沾了水德之瑞，故而“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西漢初年，在德水之畔設立安德縣，取“德水安瀾”之意。隋朝罷郡設州。開皇九年（589年），設立德州，管轄安德、平原、繹幕、將陵、平昌、般、長河、東光、胡蘇九縣，州治設在安德縣（今陵城區）。《隋書》記載：“開皇九年置德州，統縣九，戶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二。”

然而，實現黃河安瀾并非易事。大禹治水留下的禹河故道，是黃河在古中國版圖上的首次定位。《尚書?禹貢》對該河道進行了描述，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編輯的《黃河流域地圖集》進一步細化，將鄭州以下，流經今安陽、邯鄲、邢臺東部，在天津附近入海的黃河故道，標注為“禹河故道”。禹河故道自夏商至春秋時期保持河形長達1500年，其間未有大的改變，德州也因此得以千年安瀾。但這種狀況在周代發生了變化。《德州地區黃河志》記載：周定王五年（前602年）至今的2600多年間，黃河經歷了6次大規模遷徙，其中有4次對德州產生了巨大影響。

第一次大改道發生在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黃河于今河南浚縣決黃河口，主流由北流改為偏東北流。《水經?河水》描述：“大河經今平原、德州，進入河北，經吳橋、東光、滄縣后向東流入渤海。”這是有關黃河流經德州的最早記載。平原古渡平原津、德城區屯氏河故道、馬頰河左岸的黃河涯和恩縣洼，皆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

第二次大改道發生于西漢元延二年（公元11年），黃河于今濮陽決口，改道東流，自由泛濫長達60年。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筑堤。據《水經注》記載，此河道進入德州后，流經禹城西、平原東、臨邑北，然后在利津一帶入海。這一河道歷經魏晉隋唐，長達千年未有大的改道，是黃河流經德州地區范圍最廣、持續時間最長的時期。禹城城關徒駭河右岸高地，齊河劉洪、大黃的洼地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

第三次大改道發生在北宋慶歷八年（1048年），黃河于今濮陽東決口，河道再次北移，從天津入海，主體自此離開了德州。

第六次大改道發生于清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于河南銅瓦廂決口，原本在江蘇入海的黃河，北流后改道山東，奪大清河入渤海，重塑了黃河新泛區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如今德州段黃河的流向格局，便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總長63.4公里。

此后，沿河兩岸決溢災害頻繁發生。《山東黃河決溢年表》顯示：從1855年到1938年，齊河決（扒）口達28次。清末山東巡撫李秉衡在奏折中寫道：“黃河奪濟四十年來，河身淤墊，日益增高，漸至水不能容，橫溢潰決，自光緒十一年至十六年，無歲不決，無歲不數決。”1938年，國民黨將領韓復榘為延緩日軍追擊，于黃河齊河段豆腐窩、譙莊、王窯等處扒口，導致黃泛區災情加劇。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黃河展開了大規模治理。1958年洪水期間，黃河洛口站洪峰流量達到11940立方米每秒，齊河窄河段內，險工壩多數漫水。德州迅速組織起13萬人的防汛隊伍，一夜之間加修了長140公里、高1米的子埝，確保了大堤的安全，創造了共產黨領導人民戰勝大洪水的歷史奇跡。此后，李家岸、潘莊、邢家渡（后劃歸濟南）、韓劉、豆腐窩等引黃灌閘先后建成，灌溉面積達861.5萬畝。引黃供水如今已成為德州市農業豐收、工業生產、城鎮居民生活以及改善城區環境的重要保障。

漕運動脈：大運河催生的城市繁榮

梳理黃河與大運河德州段水道的歷史變遷，不難發現，其運輸功能對德州城市發展的作用最為突出。尤其是作為漕運通道的大運河開通后，不僅決定了城市的興起與繁榮，還塑造了城市的基本空間形態。

先秦時期，德州區域便已出現較為便捷的河道體系。據《夏書?禹貢》記載，當時從濟陽一帶的濟水，可乘船載貨抵達漯水沿線的商河、臨邑、陵城區等地，進而進入黃河。

秦代推行郡縣制，平原縣得以設立。西漢初年（前201年），設立平原郡，管轄平原、鬲、高唐、樂陵、祝阿、安德等19個縣。當時，德州境內尚無大型運河工程，平原津、鬲津等成為黃河上的重要渡口之一。《史記》記載秦始皇東巡“至平原津而病”，漢章帝劉炟也曾北巡至此。由于黃河改道頻繁，德州境內水系隨之變動，給人們生活帶來極大影響。“常欲求九河故跡而穿之，未知其所”，后人一直想尋找九河故道重新開通，卻不知其具體所在。

黃河第二次大改道后，王景于東漢永平十二年（69年）治河筑堤。

《水經注》記載了當時黃河流經德州的線路：“河水自平原，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為鹿角津。東北逕般縣、樂陵、朸鄉，至厭次縣故城南。”同時還記載：“漢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劇賊畢毫等數百人，乘船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史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這表明，當時德州的水系相互連通，廣泛應用于生產、生活以及戰爭之中。

大運河以漕運為主要功能，同時兼具灌溉、防洪、生態等多種功能。隋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開通永濟渠，引沁水南達黃河，北通涿郡，衛河水從邢臺境內的清河進入德州境。然而，隋朝國祚短暫，未能充分享受大運河帶來的益處。唐朝則從中受益匪淺。唐朝在德州境內新開馬頰河，疏通漕運。安史之亂時，德州段運河成為溝通朝廷與河北諸藩之間唯一的物資、信息交流紐帶。至此，德州已發展成為運河沿岸的重要城鎮。

宋代，永濟渠稱御河，其航運功能深受黃河影響。黃河有北流、東流之分，北流常沖斷運河，東流則成為運河的減河。北宋戶部侍郎蘇轍曾連上三疏，稱“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這種狀況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黃河南徙奪淮入海后得到改善。次年，金廷在德州北廠設置將陵倉，將陵（今德州）也由此成為這條大動脈上的重要節點城市。元代對大運河進行了大規模整治，對眾多河段裁彎取直，并進一步打通京津河道，奠定了其現今的基本走向與規模。

明清以來，德州“控燕云而引徐兗，襟趙魏而帶溟岳”，憑借漕運之利得以興盛。作為運河沿線的四大糧倉之一，德州倉每年有400萬石的漕糧轉運北上，各地商幫紛紛涌入，呈現出“檣帆如林、貨物山積”的繁榮景象。歷經德陵互易、設衛筑城、因城興市、五方雜居等一系列城市區位與功能的轉變，德州成就了“九達天衢，神京門戶”之譽。

文化熔爐：農耕與商貿的共生之道

古老的黃河與大運河，積淀出農耕與商貿、內斂與開放等特質各異的流域文化，使德州地域文化呈現出顯著的“和合”特征。

秦漢時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與鞏固，為德州區域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董仲舒是系統論述“大一統”思想的早期哲學家，也是儒家思想成為傳統文化主流的關鍵人物。東方朔《占書》中記載的“歲后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逐漸發展成為“占歲”“看年景”等一系列民俗活動。東漢末年至魏晉北朝時期，以清河郡（今武城、夏津、清河一帶）崔氏為代表的士族文化興起，同時留下了“三高碑”等文化瑰寶。明萬歷《德州志》載傳統的德州人：“士務功名，多闊達而足智；人務農桑，恒樸約而近嗇。”

大運河在德州的農耕文明中注入了商業文明的元素，將德州與沿岸城鎮緊密相連。明代，德州成為全國最繁華的33個商業城市之一。永樂年間留下的蘇祿王墓，是我國唯一一座保存完整且有后裔守墓的外國國王陵墓，成為“海絲”文化與運河文化交融的歷史見證。清代，德州成為“燕齊都會”。乾隆第一次南巡時，留下《過德州》長卷，描繪了繁華的德州：“運水浮橋螮蝀懸，重邱城郭富人煙。觀民喜見千家聚，問歲知逢五熟連。”徽班進京、舉子南下帶來的多元文化風情在德州相互融合。運河沿線分布著大大小小近百座會館、驛所、寺廟、宮觀，從建筑格局、裝飾圖繪、楹聯碑銘、供奉神祇到日常活動，文化元素南北交融。清代《山東通志》贊德州“人文飆起，名卿蟬聯，實甲山左”。

大河潮起，盛世風來。黃河與大運河文化是德州城市發展的根脈與底蘊。如今，德州緊緊抓住黃河、大運河兩大國家文化公園和山東“四廊一線”文化體驗廊道建設的機遇，統籌城市更新、鄉村振興、遺產保護、文旅融合、文化教育、公共服務等工作，正煥發出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