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農贈盧見曾畫作
《盧見曾出塞圖》，現珍藏于故宮博物院。絹本設色，繪玉門關外盧見曾等行騎狀，畫面中央繪盧見曾乘騎正面像，貌清癯，微髯，神態自若。前后二騎馬人，為隨從人員。此圖為原圖局部
□張明福
因德州是以“德”命名的州縣，外地人對德州走出的良吏，常尊稱“德州先生”，意指從道德高尚之地走出的官員，飽含肯定與贊譽。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往往是老百姓對有作為官員的褒揚。德州作為天子腳下的崇德之州，明清兩朝走出的官吏眾多，他們無論任職何處，皆致力于興辦教育、興修水利、賑災救民、抑制豪強，且始終堅守為官清廉的操守。清代中期，德州籍官員中以兩位“德州先生”尤為著稱，即貴州巡撫田雯與兩淮鹽運使盧見曾。
清康熙年間第一位“德州先生”——貴州巡撫田雯
田雯（1635—1704），字紫綸，一字子綸，亦字綸霞，號漪亭，自號山姜子，晚號蒙齋，清代濟南府德州（今德州市德城區）人。清順治十七年（1660）中舉人，康熙三年（1664）中進士。歷任中書舍人、戶部福建司主事、云南清吏司員外郎、工部虞衡司郎中、江南學政、江南按察使司僉事、湖廣督糧道、光祿寺少卿、鴻臚寺卿、江寧巡撫、貴州巡撫、刑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戶部右侍郎、戶部左侍郎，德州人尊稱“田侍郎”。康熙四十一年（1702）正月致仕，四十三年（1704）二月卒于家中。著有《山姜詩選》《古歡堂集》《黔書》《長河志籍考》等。康熙四十一年（1702）皇帝南巡，為其題贈“山姜書屋”匾額。
康熙二十六年（1688）四月，田雯由江寧巡撫調任貴州巡撫，開啟了為期四年的治黔生涯。
貴州地處西南邊陲，地理條件惡劣卻系交通要道，居民以少數民族為主，民族關系復雜，被當時官員視為畏途之地。當時，清廷剛平定吳三桂叛亂，貴州亟須休養生息。田雯五月到任后，推行教化、體恤百姓，深得各族民眾擁戴，“聲震三苗，威服遐荒”。任職期間，他發現貴州威寧、大定、黎平、思南、銅仁各鎮駐軍，軍糧需從有米無駐軍之地調撥，“距省五六百里，運或千里，兵多米少”；且“黔山峻險，運費倍于正供”，運送軍糧的民夫勞苦不堪，此制極為不合實際。經調研考量，他向朝廷上奏：“請將艱運之開州等州縣折銀解庫，聽兵領銀自購，庶兵民兩便。”即把駐軍所需軍糧折算為銀兩，讓士兵在駐地就近購糧，既解決了運途遙遠之困，又節省了額外開支。在他任職的四年間，貴州社會安定，未發生大的動亂。
田雯的治黔方略，以興辦文教為重中之重。他在《請建學疏》中明確提出興文助教的理念：“臣忝任撫黔，以敦崇學校為先。蓋學校之關系，乃風俗人心之根本。”行動上，他就平溪衛（今貴州玉屏縣）、清浪衛（今貴州鎮遠縣清溪鎮）童生就近鄉試，及貴州多地增設學校等問題，專門上奏朝廷懇請解決。此前，田雯赴黔途經兩衛時，當地士子便懇請“復赴貴州鄉試”。平溪、清浪兩衛清初隸屬湖廣行省，按制童生應赴湖廣應試，但“士子憚洞庭風濤之險，又以能文之士不及楚省”，赴考者寥寥且鮮有中第之人；而前往貴州應試路途更近便，故田雯萌生為士子陳情之念。與此同時，貴州貴筑等九縣、永寧等三州“俱未設專學，每為所附之縣所抑”；新添、鎮遠、偏橋等五衛因裁衛歸并，生童應試名額亦被削減，與貴定等五處共用名額，當地士子紛紛向田雯申訴，希望改善處境。
田雯摸清情況后，就上述兩事具折上奏，請求朝廷優化貴州科舉制度。他提議：“貴筑省會大縣，請設訓導一員，歲、科試取附學生十五名；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永寧、獨山、麻哈俱取附學生八名，暫以附近教職兼攝，俟人文日盛，再立教官。興隆、新添、鎮西、烏撒、赤水仍復原額，以五縣學官兼管；平溪、清浪赴貴州鄉試，而歲科二試赴思州。”朝廷將奏折轉交禮部，禮部核準了部分建議：“貴筑照小學例取附學生八名，令新貴學官兼管；其永寧、普定諸州縣，附就近有學州縣應試，不別設學額；五衛仍并五學額內，不復增設；平溪、清浪鄉試赴貴州，歲、科試赴思州。”田雯的奏請，是貴州科舉制度的一次重要變革，切實為當地士子解決了應試難題。
康熙二十八年（1689），田雯會同總督聯名上書，申請設立甕安縣學，獲朝廷批準。同年，他主持重修貴陽名勝甲秀樓。當時甲秀樓已朽壞不堪，田雯“鳩工重建”，并撰寫《甲秀樓重修碑記》，感慨道：“甲秀樓建于貴陽城南，江公東之所從事也，越今百余年矣。波濤洶涌之沖激，風雨雷霆之動搖，焉得有完樓哉？蓋江公而后，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于黔而皇皇為之，且有關于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后，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又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涌、風雨雷霆之交加于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后，遂成絕響，落落百余年間，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他在貴州講學興教，將自身所藏近萬卷圖書贈予當地書院，還著有《黔書》二卷。康熙三十年（1691）七月，田雯因母親去世丁憂離黔，臨行之時，“泣送者百里不絕”。士紳百姓為感念其德政，集資修建“山姜別業”祠，以作永久紀念。
田雯所撰《黔書》，成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屬地理類雜著，其編撰宗旨為“專為治黔者法”。該書分上下兩卷，篇目涵蓋建置沿革、民族、風俗、方言、米鹽、治亂、山川、橋梁、名勝古跡、名宦、人物、祠廟、物產等，內容涉及歷史人文、文化教育、民族民俗、山川風土、軼事掌故、財富物產諸多領域，文風自成一家，兼具史學與文學價值。
《黔書》凝聚著田雯的治黔理念，他認為，貴州在全國格局中地位重要，“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精準點明了貴州作為西南中樞的戰略意義。其好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徐嘉炎亦感慨：“黔治則與之俱治，黔亂則與之俱亂。”“先生之書，既重于嚴兵守土，而尤重于羈縻撫綏。每于前人定亂服叛之舉，其不事張皇、不煩兵革者，必津津書之，以為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此先生所以治黔而即可永為治黔之法者也。”
事實證明，田雯的治黔理念貼合實際。《黔書》在向世人介紹貴州概況的同時，也飽含他對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該書雖存在一定局限與偏見，所載部分怪異之事近乎荒誕，但對貴州史實的記述價值頗高，瑕不掩瑜，不失為存世資治的佳作。
田雯將德州濃厚的文風帶入貴州，倡導文化建設、廣建學堂，力圖通過提升民眾文化素養，以教化手段推動貴州經濟文化發展。貴州作為西南省份，明初始設行省，至清代仍屬經濟、文化相對落后之地，境內少數民族因生計等諸多原因，時常發生動亂。當時提督擬以武力會剿，田雯力主以撫代剿、重教化民，避免了血腥屠殺。與此同時，他整頓吏治以穩定局勢，發展經濟以改善民生，興學辦教以教化人心，成效顯著。
田雯治理貴州的核心舉措有四：一是結合貴州實際，上疏請求廣建官學；二是疏請調整部分州衛隸屬關系，理順管理體制；三是重修地方人文景觀，營造崇文尚學的社會氛圍；四是獎掖提拔貴州青年才俊，不遺余力。他在黔期間，先后重修甲秀樓、陽明書院、諸葛亮祠、龍場書院，捐贈藏書、教導士子，極大改善了貴州文化荒落的局面，使當地科舉翰苑人才輩出。百姓稱頌其德：“夜郎復旦、羅甸回春。”并親切稱其為“德州先生”，以表愛戴與敬意。
第二位“德州先生”——兩淮鹽運使盧見曾
盧見曾（1690—1768），字抱孫，號澹園，室名雅雨堂，又號雅雨、雅雨山人，今德城區天衢街道盧家園人。其高祖盧宗哲、曾叔祖盧世?，均為明代進士；父親盧道悅，清康熙九年（1670）進士，曾任陜西隴西、河南偃師知縣。盧見曾自幼受良好家庭教育熏陶，康熙五十年（1711）中舉人，六十年（1721）中進士；清雍正三年（1725）授四川洪雅知縣，九年（1731）任安徽蒙城知縣，同年升任安徽六安知州，十二年（1734）調任亳州知州、廬州知州，十三年（1735）調任江寧知府，后轉任潁州知州；清乾隆元年（1736）升任兩淮鹽運使。乾隆三年（1738），盧見曾被革職，并于乾隆五年（1740）發配塞外軍臺效力。行前，當時詩書畫印俱佳的“揚州八怪”之一高鳳翰為盧見曾作畫，名《雅雨山人出塞圖》，又稱《盧見曾出塞圖》。后盧見曾冤案昭雪，復被起用：乾隆九年（1744）授直隸灤州知州，十年（1745）任永平府知府，十六年（1751）改任長蘆鹽運使，十八年（1753）再次出任兩淮鹽運使。乾隆二十七年（1762），七十三歲的盧見曾告老還鄉。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南巡途經德州，賜其御書“德水耆英”匾額。乾隆三十三年（1768），兩淮鹽引案發，盧見曾受牽連入獄，同年病逝于蘇州。乾隆三十六年（1771），盧見曾得以平反昭雪。
盧見曾為官三十余年，任職之地達十余處，既曾治理貧瘠洪荒的縣域，亦曾執掌油水豐厚、炙手可熱的鹽政，加之兩次蒙冤昭雪的傳奇經歷，使其人生頗具傳奇色彩。歷史自有公論：直隸總督那蘇圖在給乾隆帝的薦表中稱他“人短而才長，身小而智大”；《清史稿》評價其“擅吏才，歷官有聲”；同事贊其“抉理治事，如昆刀切至，庖丁解牛，穎銳精卓”。總而言之，他一生“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績”。
盧見曾每到一處任職，必以興辦文教、醇化政風民風為首要之事，其次便是興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他為官正直，敢于為百姓主持公道，首次擔任兩淮鹽運使期間，為淮揚鹽民維權之事，至今仍被世人津津樂道。當時，鹽商勾結官府侵占灶戶（鹽民）鹽池，雙方就土地所有權紛爭不休，久訟不決，灶民深受其害。盧見曾到任后，公正裁決“灶屬商亭，糧歸灶納”，明確承認灶民的土地所有權，堅定維護了鹽民利益，并將此事申報朝廷、詳陳緣由，經朝廷批準后轉六部備案，后人稱此份文書為《盧案》。
后來海潮成災，灶地多被淹沒，盧見曾再次上書朝廷，請求減免、緩征灶民錢糧，并對受災民眾分別予以賑濟安撫。此舉觸怒了貪官污吏與不法鹽商，他們羅織罪名、誣告構陷，盧見曾“被參一十七款，共誣贓銀一千六十兩”；兩淮總督、巡鹽御史甚至彈劾他與江蘇巡撫邵基結黨營私。盧見曾因此被革職，發配塞外軍臺效力。
1914年，鹽商企圖奪占淮揚鹽民土地，鹽民依據盧見曾任職時經清廷批準、六部備案的《盧案》，成功打贏官司。為追念盧見曾的恩德，淮揚鹽民于1920年籌資興建“盧公祠”，并邀請一代大儒、改革家康有為題寫匾額，以此緬懷這位愛民護民的父母官。
2005年12月，西泠印社所藏金農《花果冊》水墨紙本冊頁，首次在杭州拍賣會上公開亮相。杭州金農研究專家胡西林先生稱，作為“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其《花果冊》是當時市場上極為難得的珍品。這本冊頁繪于乾隆二十年（1755），距今已二百七十年，先后經丁輔之、高邕之、蔣祖詒、張珩、徐平羽、唐云等名家收藏鑒賞，1932年經西泠印社珂羅版刊印，1935年又被收入興文社出版的《南畫大成》，傳承有序、著錄清晰——其公開拍賣尚屬首次。
該冊頁共十二開，每開縱二十四厘米、橫三十厘米，繪有各式花果，涵蓋草本木本、春花秋花，亦有折枝纏枝、清供賞石，每一幅均以清潤筆墨繪就，借墨色濃淡營造清雅意境，賞心悅目。全冊畫濃字淡，即便金農慣用油煙墨書寫的漆書，在此冊題識時亦改用干筆淡墨，對比關系處理精妙。十二開冊頁均有署款鈐印，其中第十二開署款最詳：“乙亥（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雨中畫，獻‘德州先生’使君有道之教，曲江外史金農。”
“德州先生”究竟是誰，曾是一樁迷案，但結合“使君”稱謂及冊頁創作于1755年的背景，可知此人必與揚州關聯深厚。“使君”舊時為對官員的尊稱，漢代始稱刺史為“使君”，后世沿用此稱。揚州自古繁華，明清時期為府級建制，最高行政長官為知府（從四品）。據嘉慶十五年《揚州府志》記載，乾隆十九年（1754）揚州知府為正藍旗人兆麟。但揚州作為鹽運集散大碼頭，朝廷另設兩淮鹽運使一職（從三品），論行政級別為當時揚州最高。1755年任職兩淮鹽運使且為德州人的，非盧見曾莫屬。
《清史列傳》等史料記載，金農與盧見曾交情深厚，此前金農曾繪十二開《花卉冊》贈予盧見曾。盧見曾本身儒雅好詩，任職兩淮鹽運使期間，與在揚州謀生的諸多文士交善，常籌劃雅集活動。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初三，盧見曾在揚州主持首次紅橋修禊，金農、鄭燮（鄭板橋）均參與其中。綜合考證可知，這套珍貴的《花果冊》是金農晚年在揚州所作，專門贈予當時揚州級別最高的官員盧見曾，印證了其“德州先生”的稱謂。
兩位“德州先生”均對家鄉懷有赤子之情
兩位“德州先生”是清初德州走出的杰出人才，他們在施政過程中，完美詮釋了“崇德之州”的內涵，為家鄉贏得了榮譽。他們以實際行動為家鄉增光添彩的同時，亦不忘宣傳德州，讓更多人了解這片土地的底蘊。
田雯是典型的熱愛家鄉的文人士大夫，他在《長河志籍考》中寫道：“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詩言之矣！”意為對故鄉必須心懷最高禮敬，這是《詩經》傳遞的古訓。田雯對家鄉的熱愛，并非空泛之語，而是浸透在其作品字里行間。如“亭是盧公吟杜地，家鄰董子讀書臺”（《老秀才抒懷》）、“厭次城連三十里，東方曼倩是鄰家”（《河村雜詠五首》其一）等詩句，既贊美了家鄉深厚的歷史文化，也飽含著他對德州的深摯眷戀。
盧見曾的鄉土觀念更為廣博，他將整個濟南府乃至山東省都視作自己的家鄉。他曾組織同鄉宋弼、董元度等人，搜集編纂《國朝山左詩鈔》，為山東文學史留存了珍貴資料；為維護李清照的形象，他極力駁斥李清照再婚之說，堅守對鄉賢的敬重。他還為啟蒙老師田霡、岳父蕭惟豫樹碑立傳，對家鄉景致亦贊不絕口，其《里門感舊詞》就專門描繪了德州竹竿巷、古槐堂、寒綠堂、振河閣四處景點。晚年準備退休歸鄉時，他曾作詩云：“長河一曲繞柴門，荒徑遙憐松菊存。從此風波消宦海，始知煙月足家園。”（《紅橋修禊》四章）字里行間滿是對故鄉的向往與歸屬感。
由此可見，田雯與盧見曾兩位先賢，以德行立身、以政績惠民，“德州先生”之稱，名副其實、當之無愧。